近日《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之战为背景，展现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讴歌了志愿军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中国人民的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不仅赢得主流媒体点赞，更在年轻人中引起广泛共鸣。使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

但是，当前在舆论界对抗美援朝战争存在着三大谬误，严重干扰着对这场战争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一大谬误：质疑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认为朝鲜是侵略者，中国抗美援朝是助纣为虐。

第二大谬误：质疑这场战争的正当性，认为中国没有必要为朝鲜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不应该，不值得。

第三大谬误：质疑这场战争的正确性，认为这场战争得不偿失，牺牲这么多人，结果战争的结局只是打回到了战争的起始点三八线。

我们有必要以事实为根据，运用马列主义战争观对这三大谬误进行驳斥，以正视听。

第一，朝鲜是不是侵略者？

评价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能够离开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事件的起因，都不应该孤立地、片面地、舍本逐末地判断所谓的是非曲折。

1950年6月25日凌晨的第一枪，并不是朝鲜战争的真正起因。

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无视南北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的愿望，拒绝南北人民的合法代表——朝鲜祖国阵线的和平呼吁，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妄图用军事突进解决北朝鲜的人民政权，迫使北朝鲜把自卫战争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才是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二战后期，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协议》中就朝鲜问题达成了由中、美、英、苏共同托管的谅解。

7、8月间又签订了《波茨坦协定》，再次决定战后朝鲜由中、苏、美、英共同托管，因美军当时尚无力在朝鲜半岛实施登陆作战，所以只划定了苏联和美国海空军的作战分界线。

苏联根据上述协议，出兵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给予日本关东军以最后一击。其进军朝鲜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

美国此时忙于对日本本土作战，无暇顾及朝鲜，但为了在朝鲜半岛能够分得战争“红利”，提出以三八线为界，与苏联分管。

苏联由于当时的形势和条件，同意以三八线为界向东延伸，在朝鲜和日本与美国南北分治。虽然，苏联对日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三八线成为朝鲜民族难以愈合的民族裂痕。

然而，一条民族裂痕可以有多种前景和解决方式，朝鲜半岛的三八线缘何引发一场持续数年的战火呢？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扶持南朝鲜先建国，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种下战争祸根。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殖民主义纲领，即杜鲁门主义，宣称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援助”某些国家“复兴”的使命，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

他的这个纲领是冷战的起源，也是朝鲜战争的祸根。

1948年2月，美国操纵联合国作出了让“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在朝鲜实施单独选举的决议。接着，通过单独选举，于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8月24日韩美签订了《美韩临时军事协定》。

1948年9月9日，平壤市民庆祝朝鲜建国。

在这种情况下，北朝鲜人民于1948年8月25日举行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南朝鲜参加投票的选民占全体选民的77.52%)。9月9日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军于12月底撤出朝鲜。

从此，朝鲜半岛形成了“两种体制的对抗”。由此看来，朝鲜从政体上分裂，美国和李承晚集团是难逃罪责的。

北朝鲜是在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寻求自卫和武力统一。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行和平统一的政策，坚决反对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的战争政策。

1949年6月初到6月底，“朝鲜统一民主祖国阵线”成立。在南北朝鲜704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通过了朝鲜劳动党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建议和10项和平统一的计划。6月底，美国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自南朝鲜撤军。

在此前后，南朝鲜的右翼势力和李承晚集团，无视朝鲜祖国阵线的呼吁，积极策划利用军事手段解决国家统一问题。

从1949年1月到9月，李承晚集团的军警在三八线进行的武装挑衅活动达432次。6月11日，李承晚发表声明，扬言“正在制定将给共产党分子带来重大损失的突击计划，在最近二三周内，这个计划将实现”(苏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6月18日给维辛斯基电)。

1949年底，李承晚在记者招待会上狂妄地说：“我们在新的一年中将万众一心，恢复失地。”南朝鲜军总参谋长明确提出：1950年国防军的任务是“用实际行动收复尚未收复的土地，统一国土”。

在和平统一的方法已经不可能，美国、南朝鲜反对；美苏联合委员会、联合国大会解决朝鲜的努力均未成功；由南北方代表组成的祖国阵线也不能保证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

南朝鲜反动派已经拒绝了祖国阵线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号召的情况下，北朝鲜领导人的观点发生变化，“当他们看到不能用和平方法统一国家时，便产生了用武装进攻南朝鲜政府的方法来统一国家的想法”。(1949年9月15日苏驻朝大使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9年3月，金日成在苏联访问期间提出武力统一朝鲜，望得到苏联支持。金日成在莫斯科火车站发表讲话。

1949年9月3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向苏联使馆提出了一项军事进攻的计划，但是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

1950年4月10日，金日成秘密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十几天的会谈。斯大林反复询问金日成有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是否会干涉，如果美国干涉将如何应对。

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肯定回答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鲜的武力统一计划。

金日成与苏联军事顾问合影

但斯大林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泽东对这一计划的意见。

据俄罗斯公布的档案，有两份关于金日成特使同毛泽东会谈的情况报告。

一份是发自平壤的、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于1949年5月15日为转述金日成通报的情况给维辛斯基的电报；一份是从北京发出的、苏联军事顾问科瓦廖夫受毛泽东嘱托于5月18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

这两份电报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劝朝鲜同志向南朝鲜发动进攻。”

从上述对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和对中国出兵决策的历史回顾，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朝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朝鲜民族实现祖国统一的战争，美国扶持的分裂政权和李承晚奉行的“北进统一”政策埋下了战争的隐患，不能简单地以朝鲜“打第一枪”判断战争的性质，更不能武断地跟着西方舆论指责朝鲜是“侵略者”。

国内战争只有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之分，谈不上什么侵略与被侵略。

当年，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曾质问美国代表：“我们要问一问美国的代表们，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曾有一次内战，那时林肯总统曾经领导过北方诸州的武装力量进攻到南方诸州去，美国代表们是不是认为这就是北方向南方的侵略，林肯总统是领导这一侵略的最大侵略者？”

“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向美国的统治集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朝鲜人怎么会侵略朝鲜人呢？”

列宁曾经说过：“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是取决于是看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

第二，中国应该不应该抗美援朝？

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便令其海空军参战。6月27日又发表声明，除公开宣布干涉朝鲜内政外，还令其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占领我国领土台湾。

就在杜鲁门发表声明的第二天，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对美帝国主义提出警告，他说：“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抵抗。”

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毛泽东的声明表明，朝鲜战争是朝鲜民族内部的事务，美国无权干涉。更不能因为朝鲜内战，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

9月15日，侵朝美军以其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和南朝鲜军一部，在大量飞机、舰炮配合下，实施仁川登陆。

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战局急剧逆转。9月28日敌军占领汉城，并继续向三八线推进。

面对这一形势，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庆祝建国一周年会议上警告美国：“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之后，周恩来又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转告美国当局：“美国军队正在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可是，美国无视中国人民的警告，于10月1日先令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随后，美军也越过三八线，疯狂向朝鲜北部进犯，将战火燃烧到我国东北边境鸭绿江边。

就在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当天，金日成便正式请求中国政府给予“特殊帮助”，援助朝鲜人民作战。中国军队出兵朝鲜的问题被提上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10月2日凌晨，毛泽东电告高岗、邓华，请高岗速来京开会，请邓华着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

接着于10月上旬，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参战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另一种意见，积极主张出兵。

毛泽东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深情地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机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经过反复慎重考虑，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了正式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8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但在此时，苏联方面表示，其空军尚未做好准备，需两个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鉴于此，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慎重考虑。于是，10月12日，令志愿军暂不出动。

10月13日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即便苏联暂不派空军参战，我们宁肯暂时忍受一些损失，也要出兵参战。

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与苏联会谈的周恩来，“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随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参战。

至此，中国人民和军队开始了两年零九个月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战争。

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做出入朝参战的决策是十分慎重的。

当时主张不参战、缓参战，或者参而不战的同志的主要理由是：

中国刚刚建国，百废待兴，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

美军挟二战胜利之威，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是当时头号军事强国，我军武器装备与其差距悬殊；

另外，出国作战，我军人生地不熟，难以发挥我军依靠根据地，大规模穿插迂回作战的优势，当时我军还缺乏实施现代化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主席认为，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机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这是从宏观的战略格局和国际主义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但从更深层次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毛泽东主席认为，朝鲜如果沦陷，唇亡齿寒，美韩军事同盟将直抵我鸭绿江边，有了一个从陆地进攻我的战略通道，随时可以找任何借口对我发动战争。那时，从东北边疆到东南沿海，我国将永无宁日。

从战略布局来看，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半数在东北地区，当时的中国钢铁产量仅及美国的1/144，其中80%以上集中在东北的辽宁省，沈阳是全国机械制造中心，东北的工业半数又集中在南部，南满电站也位于此地。

如果朝鲜沦陷，这些重要战略要地均直接处于美国飞机威胁之下，甚至连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在美国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中国的战略后方和经济政治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

毛泽东说，“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另外，如果美军占领了朝鲜，它的气焰将更加嚣张，甚至会得寸进尺，进一步支持蒋介石集团同我捣乱，国内的反动势力就会有恃无恐。美国还会进一步插手越南和缅甸等国家的事务。

那时，我国将处于内外夹击的被动局面，我国的安全就会失去保障，全国人民就会失去安全感，这又怎能安心进行建设呢？而且我们已经对外公开承诺，如果美国军队跨过三八线，我们要管。但美国军队跨过了三八线，我们却视而不见，将失信于国际社会。

为此，中国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中国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将军曾经义正言辞地说：“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利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呢？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呢？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言之凿凿，掷地有声。

同样的道理，美国没有理由，因为朝鲜内战就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并将战火燃烧到中国的东北边界。

有侵略，就有反抗，中国出兵是必须的！

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词时所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侵略。

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当时全国人民都已经明白的道理，不知为什么现在一些人却开始犯糊涂，甚至装糊涂？

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翰·托兰曾经说过：“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五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由此可见，中国作出出兵决策完全是被迫的，是正义之举，是英明决策。

第三，抗美援朝战争是不是得不偿失？

这里首先要搞清一个概念，即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不是一场战争。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开战的，是朝鲜民族的内战，美国无权干涉。

抗美援朝战争是1950年10月25日开战的，是在美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宝岛台湾，并把战火燃向我国的边境的情况下，我军被迫进行的带有国际主义性质的反侵略战争，我军不得不打。

如果说，朝鲜战争是打了一个平手，还有情可原，因为朝鲜人民军从三八线打起，最终又打回到了三八线。

而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则不然，我们是从鸭绿江打起，一度打到三七线，最后稳定在三八线。

根据纬度一度折合约110.94公里计算，再以鸭绿江入海口丹东附近的纬度40° 07计算，鸭绿江距离三八线大约230公里左右，距离三七线大约340公里左右，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端恶劣的作战环境下前推了300多公里，收复了朝鲜已失国土。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考虑，中国都是打了一个胜仗。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我们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环境，没有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就不可能有条件迅速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

抗美援朝战争起码保了我国七十年无大战事。

事实证明，战争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是，它可以直接创造精神财富。换句话说，战争不只是消极因素，也有一定的积极因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积极性。

据《当代中国财政》一书记载：财政收入，1950年为65.19亿元，1951年为133.14亿元，1952年为183.72亿元，1953年为222.86亿元。几乎每年都在成倍地增长。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在抗美援朝中，我国经济不但没有遭到巨大破坏，而且还得到发展，这在我国战争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抗美援朝战争由于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图为1954年10月1日

1954年，当时的中国军队装备了苏联装备和仿制品，共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和23个航空兵师。苏联当时援华项目一共156个，落实了150个，其中144个项目与军工有关。

中国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花费几十亿人民币就建造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和国防体系，这在世界上创造了成本最低，用时间最短的奇迹。也就是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敌人给我们倒逼出了一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基础。

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最大的所得，就是打出了国威军威。

我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强敌美帝国主义和多于八国联军一倍的十七国联军。

195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574亿元人民币(按当时人民币与美元2.5:1的比值计算，仅相当于229.6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是中国的12倍多。中国的钢产量为60.6万吨，美国为8772万吨，是中国的144倍。

1950年10月，美国投入到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达1200架，中国能够勉强作战的飞机只有110余架；美国投入海军舰船近300艘，中国海军尚未形成战斗力；

美国投入坦克800余辆，中国的装甲部队正在组建之中，从苏联订货的10个团400辆坦克刚刚到货；美国陆军平均4个人装备1辆汽车，中国陆军平均500人才有1辆；美军一个团的火力强度，要超过中国一个军。

据当时中方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三个师)装备各种火炮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只有同类火炮36门。美军在战时共投射弹药330万吨，中国消耗弹药仅25万吨。

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朝军队却创造了历史奇迹，在三年零一个月的作战中，共毙伤俘敌109.3万多人，其中毙伤俘美军39万多人，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美国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物资，战费开支达830亿美元，仅次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消耗。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曾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一事实，当时并没有被所有的人真正认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教训了帝国主义者，也教育了那些恐美病者，新中国的威望空前提高，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被称为东方巨人。

前美国总统胡佛曾经哀叹：“神话已经破灭，原来我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马克·克拉克曾经留下了一段经典之句：“1952年5月，我受命为联合国军统帅，代表17个国家，在韩国抵抗共产党侵略。15个月以后，我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这项协定暂时停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表示我40年戎马生涯的结束。

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有同感。”

彭德怀元帅则自豪地说，过去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架上几门大炮，派2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长驱直入中国首都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中将充满激情地说：“一百年来第一次为我们中国人抹去那黑色屈辱胎记的，是那藐视一切敌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中国今天能这样站立着，是因为当年志愿军在三八线、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感受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的尊严。”

在长津湖战役中受中国人民志愿军沉重打击的美陆战一师作战处长鲍泽上校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打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

我说，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最大的历史功绩！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观——

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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